土地革命时期，提到西北根据地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刘志丹、谢子长，他们是陕甘、陕北根据地的旗帜。但在1935年9月，红25军会师之后一切都发生变化。
在此之前，陕甘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，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，地方惠子俊负责，军事上刘志丹负责，但没多久上级派朱理治、聂洪钧来加强地方和军队领导工作。他们到来后，因为是外来干部，虽然职务不低，但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，很多工作跟过去差不多，并没有太大出入。
不过，他们在来之前就通过北方代表了解红26军存在所谓右倾问题，上级没有来过西北，也是通过其他人描述得出的结论。因此聂洪军来之前，上级让他多依靠郭洪涛，可以解决陕北、陕甘苏区的右派问题。
聂洪钧在中央苏区工作过，负责过地方，也负责过军队，曾经在红10军当过政委，闽浙赣军区政委，后来到上海被抽调到西北工作。对于西北的工作，他听郭洪涛、朱理治口中，得到几乎一样的说法：得知西北有右派分子是刘志丹引进，刘是右倾机会主义，曾经在白军当过旅长，是旧军官，很多干部都是他的“私人”等等，这些信息一汇总，对聂洪钧的判断造成很大影响，先入为主，认定刘志丹有问题。
在当时，尽管有人说陕甘根据地有右倾机会主义，但说的人虽然位置很高，影响力不大，没有实际掌握兵力等，没有对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有调整，因为一旦动就会影响很大。
当1935年9月，红25军来到陕北一切都发生变化，朱、聂、郭等依靠红25军，而红25军本身就因改组派问题弄得很不恰当，这次又把这样的情况带到陕北、陕甘。
他们到来后召开军队联席会议，成立以朱、聂洪钧、程子华三人小组，成立陕甘省委，朱担任书记，郭洪涛担任副书记。同时西北工委和军事机构彻底改组，免去刘志丹职务，让聂洪钧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，刘志丹只担任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。
紧接着展开左的工作，给刘志丹扣帽子，说他是白色军官，地主成分，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，也就是说陕甘苏区的地方和部队负责人都被扣上帽子，甚至还刑讯逼供，使得不少人丢命，轻者被关起来。
就在危急关头，中央及时赶到叫停错误的做法，对其进行落实政策，包括刘志丹在内的很多人才算解脱出来。后来，上级给聂洪钧、戴季英等人处分。作为当时西北最高负责人，朱理治、程子华、郭洪涛也是有责任的。
在他们的回忆中，有些人能坦诚说出这段经历，表示自己应该受到处分，有些人为自己辩解等。作为当时西北军事方面最高负责人聂洪钧对这段经历也是有“委屈的 ”。
他承认自己在西北工作中的错误，但也表示过自己的观点，却没有被采纳，而是被架着走的。
第一，他在没有全面了解西北部队和地方的情况下，通过别人的转述，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，从主观上认定陕甘根据地部队、地方负责人是有一定问题的，至于问题性质有待鉴定。
第二，在进行一定工作后，多少有一定的了解，有人说刘志丹右倾，他表示刘的社会影响大，应该争取团结，而不是公开反对刘，更不应该公开指说他右倾，就是有右倾可以使其转变过来。相比之下，他在处理刘的问题上是温和派，并不是将矛盾直接摊开进行所谓斗争。
他在前方打仗，后方来人要求逮捕刘、高等人，说他们是右派，可能有很大阴谋活动准备等等。聂是相信有这个可能，但又觉得乱子太大，不敢逮捕。他找其他人商议，怕搞错了怎么办，最好让中央来解决。
从聂的心态来说，是矛盾和复杂的，怕逮捕刘导致部队生变，最终导致更大乱子发生，他作为西北地区最高军事负责人难辞其咎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如果不控制起来，万一真如后来来人所说有阴谋活动，依然担负不起这个责任。
对于这个烫手问题，使得他犹豫不决，不然也不会征求徐海东、郭述申等人等问题。当时在劳山战役胜利后，得知中央红军马上就到陕北，也让人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上解决。就在此时，程子华传达口信，说省委决定逮捕，聂表示希望得到中央来解决。但也采取了折中的的办法，为防止出现所谓“阴谋”，将刘、高分开，让刘到后方主持工作，防止变乱，结果刘志丹刚到后方就被逮捕，聂表示是省委一再督促职责下进行的。逮捕刘志丹后，其他陕甘宁部队干部也被逮捕。
晚年的聂洪钧会想到这段经历，都是自己偏听偏信的结果，听信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说右派问题，也从其他陕北分量的干部口中得知，让他坚定不移认为有。后来才明白，自己只听一些对刘表示不满的人发言，很少听到刘志丹背后议论其他人。
